闲静似娇花照水，行动如弱柳扶风。女性婀娜多姿的体态给予我们的强烈视觉艺术美感，无疑由来已久。唐代的杨玉环受到玄宗皇帝的专宠，其丰腴、其妖娆，是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潮流，我们不得而知。
到了宋代，虽然李清照有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的自喻，但并不能说明宋代女性集体以瘦为美。不过，有迹象表明，宋代男人对女性外在的审美期待，在美学尺度上出现了“比黄花瘦”的转移，当是不争的事实。赵炎用一个“婉”字(美丽、娇小、苍白、纤弱)来概括这种“期待”，不一定恰当，但绝不会偏颇太多。
在宋代文人绘画里，这种“期待”显然无处不在。如反应城乡市井平民生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、《耕获图》、《七夕夜市图》，反应民俗题材的节令画如《岁朝图》、《观灯图》，以及反应贵族文人生活的《西园雅集图》、《听琴图》等等，画中的女性看起来都比男人小一点，都有点削肩，比照唐代画家，宋代画家笔下的女子更为瘦小和娇气。
在宋代人物画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那就是刻意渲染男女性别差异和地位悬殊，借以体现对女性的“婉”的期待。比如，女人的衣服都比男人的鲜亮。男人的衣服以一种颜色为主，一般是黑色或灰白色;女装则飘荡摇曳，色彩艳丽，一般由好几种图案和色调组成。 男装一般是一件长衫。女人则穿得一层又一层，裙子和长袍外面罩短外衣或紧身坎肩，肩上披着披巾、彩带，或又披披巾又扎彩带。
比如，头发的不同也很明显。男人的头发都拉到头顶上梳成顶簪，有时用小黑帽子罩住头发。比较之下，画中的女人和女孩，头发也扎着，但不戴帽子。她们有时用珠宝或发卡装饰头发，但通常都让它露出来一部分。发型各种各样，多半反映品味、地区和阶级方面的不同。低阶层妇女，出门时头上戴着一块布，大概是谦卑的标示，或称“盖头面帽”。
比如，画中女侍的形象一般会被描画为仆人、妾和宫女(而不是妻子)，但是拘谨和殷勤地服务使女人显得更吸引人，这种“期待”必定被带进夫妇关系之中。这当然是男子气对女人味的三个“期待”：一是成功的男人必须有女人服侍着。二是服侍着男人的女人对于多数女人而言，也是审美上好的形象。用外貌和服务取悦男人并因此得到回报的女人，可能满意地发现那些重要人物愿意看见她们，愿让她们围在旁边。再比如，用不同的方式做事从而证明男女之间的差别，这一点在儒家思想里被当作非常重要的原则。儒家礼仪著作列举了一些小事的做法，如清晨问候父母，“丈夫唱诺，妇人道万福。”一起参加某种仪式，男人磕头两次，女人四次等等。前边说的几幅绘画中，已经形象化地通过男女不同的身体形象表达了区别的意图。
尽管用画面表现性别差异和地位悬殊，并不能足够塑造人的内心和思想，但宋朝画家们的确通过衣服、发型、首饰等日常生日细节及男人必须由女人侍奉的绝对中心主题，完成了强有力的审美期待和视觉诉求。直接表现在女人身体和行为上的符号成为传递男女性别、地位观念的强有力方式。那么，宋代画家为何会出现这种审美期待或诉求呢?据赵炎分析，不外乎两种原因。一是男人对自身的审美开始转型，希望女人也跟着转。我们知道，五代及唐以前，男人以彪悍唯美，美男子的标准之一是阳刚之气。到了宋代，美男子普遍向文人转移，变得阴柔起来。这种转变可以从很多层面上说明。如轿子的使用明显增多，收藏古董、精美瓷器成风，狩猎不再流行了。
宋人认为，文人学子应该文雅、有书卷气、好学深思或有艺术气质，但不需要强壮、敏捷，或身手不凡。文人学子形象的流行无疑得益于印刷术的推广应用，教育的普及，科举制在选拔人才上的胜利。赵炎以为还有外部环境的影响。宋朝统治阶级精英男士们把自己重新塑造为文士的形象，意在强调与北方竞争者形成对比，突厥人、契丹人、女真人和蒙古人都是尚武的形象。不言自明，把文人的生活方式视为高等，也就断定汉族的文化高于非汉族文化。男人的这一转型，作为社会生活主体之一的女人，也理所应当跟着转型，女人只有变得更为纤弱和和顺，才能满足男人的审美需要。试想，一个文弱的书生身边陪伴一群丰腴的女子，视觉上无论如何不怎么协调。艺术家在绘画作品里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男人的这种期待。
二是情欲享受上的某种暗示。宋代士大夫地位空前暴涨，既意味着儒学纲常的复兴，又意味着对年轻、衣着漂亮、殷勤和顺从的女人的需求开始空前起来，并且乐此不疲。因此，他们对女性的“婉”有所期待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如画中描绘的侍奉男人的女子，要么是侍奉皇帝的宫女，要么是侍奉学者的婢女和妾，要么是侍奉文人墨客的妓女，数量总比男人多，但中心人物一定得是男的，女人只是使男人更愉快、更享受的陪衬。
换句话说，女侍的在场，证明了男人拥有的权力，足够得到很多女人为他服务。如果女性个个都是“杨玉环”类型的肥胖女子，还如何证明男人的中心地位?还如何让男人获得情欲上的满足?期待是一种普遍愿望，宋代画家们通过作品艺术地再现了男人的普遍愿望：更为瘦小的女性形象可能是男人的共同向往。也难怪李清照形容自己比黄花还瘦，宋代男人视女子为柔弱、娇小的普遍愿望，甚至可能直接导致了女子缠足在南宋后期的普遍化。
